世界大瘟疫启示录丨HIV:一个被污名化的疾病,溯源用了三十年



◎ 高博


1980年秋天,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免疫学家迈克尔·戈特利布注意到,他的五个病人得了同一种怪病。这是一种真菌肺炎,由本来无害的“卡氏肺孢子虫”引起。而且,病人嘴里黏黏糊糊,因为口腔念珠菌过度繁殖。


根据检测,五位病人的T淋巴细胞数目极低。而且,他们都是同性恋者。


戈特利布写了一篇短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愿意发表,但要等好几个月,于是他转投《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1981年6月5日出刊——《肺孢子虫性肺炎,洛杉矶》。戈特利布写道,这种病的趋势令人困惑,而且凶多吉少,但他无法推测病因。


即将杀死全球四千万人的恶灵,艾滋病,首次现身;而它的源头,二十多年后还笼罩在迷雾之中。而舆论早先赋予感染者的污名,尚未被洗净。


1981年《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关于艾滋病(当时还不叫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零号病人是他吗?




戈特利布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又登了纽约皮肤病医生弗里德曼-基恩的论文:年轻的同性恋男性人群中发现了罕见的卡波氏肉瘤;有些病患还得了卡氏肺孢菌性肺炎;8人死亡。


与此同时,迈阿密报告了20位海地移民的卡氏肺孢菌性肺炎、口腔念珠菌病和卡波氏肉瘤,10人死亡。


综合以上事实,医学界认为出现了一种新的疾病,像免疫缺陷,而且和同性恋有关(尽管海地移民自称是异性恋,当时医生怀疑他们撒谎)。1982年9月,《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将之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很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调查了全国40名患病的同性恋者,将他们的性伴侣了解清楚,画了一张关系图。每个人是一个圆圈,如果和他人有关系,则两个圆圈有交集。


图的中心是一个圆圈,和其他8个圆圈交集;圆圈上写着“0”,他串起了整个关系网。这就是后来被写进无数畅销书的“零号病人”:盖坦·杜加斯。



杜加斯是一位英俊的放荡不羁的加拿大空服,飞行穿梭于北美各大城市。他自己估计可能有2500个伴侣。生命最后几年,他得了卡波氏肉瘤,还患有肺孢子虫肺炎等等。


杜加斯死于1984年3月,CDC调查报告正好问世。调查非常出色,公众一时也相信找到了“零号病人”。但病因还不确定。调查报告认为是一种类似于乙肝病毒的病原体。


因为有血友病人患上了艾滋,科学家猜测病原是一种病毒。因为血友病患者所需血液要过滤,只有病毒才不会被滤掉。科学家猜测,这是一种在人身上极少见到的逆转录病毒。



1983年5月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两个独立团队找到的病毒。一年后又有独立团队提交报告。三个来源得以统一,1986年定名HIV。


病源仍不清楚。杜加斯一个人导致美国艾滋病流行吗?但病毒不会无中生有。海地移民中的异性恋病人,又如何解释?


科学家没多久就发现,杜加斯并不是零号病人。1977年死亡的格蕾特·拉斯克,是一位在扎伊尔工作过的丹麦外科医生,她曾表现出典型的艾滋病症状。1986年她的血样中检测到了HIV-1。这暗示:杜加斯、海地移民、丹麦大夫,都不是源头,只是中间链条。



污名化挡不住蔓延




今天,在美国,因HIV而死亡的白人几乎为零;艾滋病也在很多发达国家“脱敏”,病人受到较为公正的对待。但刚出现时,艾滋病犹如恐怖片主角,吓坏了不明真相的公众。患者被大肆污名化,绝望无助。


媒体起初的报道往往渲染艾滋病的致命,使用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艾滋病被冠以“新瘟疫 ”、“超级癌”、“恶魔”等称号,让美国社会谈艾色变。


1980年代初,欧美的HIV感染就已从特定群体蔓延到了所有人,但媒体起初的报道将之称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还使用“同性恋癌”一词。让同性恋人群惶惶不可终日。


生命最后岁月里,杜加斯日渐消沉,但私生活愈发放纵,似乎是为了报复。在旧金山的公共浴室,他经常打亮灯,露出病变位置,告诉刚发生关系的陌生人:“我得了同性恋癌,要死了,你也快了。”


在很大部分人口是虔诚信徒的国家里,“同性恋癌”患者被很多人蔑视。还有人声称“艾滋病是对性解放运动的惩罚”。因此,借着歧视艾滋病人,可以表达对同性恋和性解放运动的憎恨。


抗艾宣传,强调人们应该对伴侣忠诚,变相给HIV感染者打上滥交和异端的标签,却没有足够警示“高危人群”之外的普通人。


把某个群体与病毒紧密联系,当然是不公正的,一方面对这个群体缺乏尊重;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对病毒的认知。


1980年代末,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对艾滋病污名化现象感到惊奇,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批判社会把种种妖魔化想象移到了艾滋病上。苏姗·桑塔格说,疾病作为隐喻,象征了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疾病最令人恐惧的,不是丧失生命,而是丧失人格。”


苏珊·桑塔格,后来著有另一部代表作《疾病的隐喻》


比起恐惧病情本身,很多患者更恐惧他人射来的歧视眼光。歧视导致孤立,让人害怕检测,使得艾滋病的调查难以进行。一些已经检测出艾滋病毒的携带者,逃避医生,直到发病才不得不去治疗。


1990年代有美国学者研究总结说,艾滋歧视不仅让HIV感染者羞愧和内疚,让社会不公正地对待他们,而且造成感染者惧怕歧视,拒绝治疗,从而造成了更广泛的感染,妨碍了有效防控。


历史上一次次大瘟疫的启示是:社会很容易因为灾难而陷入非理性,民众需要对灾难的简单解释。而同性恋者在1980年代就成了替罪羊。欧美借此兴起了排斥同性恋群体的狂潮。如果说瘟疫是天灾,歧视就是人祸。


我们要反复告诉自己,病毒溯源是理性又艰难的过程,歧视和推卸责任毫无意义。



确定了起源地和起源物种




1980年夏天,一位学兽医的研究生菲丽丝·卡吉发现,哈佛大学下属的灵长类研究所里,有些圈养的亚洲猕猴死于神秘的免疫紊乱疾病。1985年,她和她的导师团队发表文章,证明猴子身上的新型逆转录病毒与HIV关系密切,后来定名为SIV(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


任何其他种群的猕猴身上都找不到SIV,由此卡吉判断,病毒来自研究中心其他的猴子。随后卡吉在非洲绿猴身上找到了SIV。这是一种分布广泛,包括好几个大类的草原猴。


随后发现,野外和各个研究中心的非洲绿猴大概一半都携带SIV,但是它们并不发病,这就表明,病毒与非洲绿猴和平共处或许几百万年了。


HIV和SIV相近但明显不同。卡吉从非洲获取一批人和猴子的血样,从中找到了一种介于HIV和SIV之间的病毒,来自塞内加尔一位性工作者。这份病毒与SIV更加接近。科学家由此猜测,人感染的HIV类病毒不止一种。果然,卡吉参与的国际合作团队,又从一个几内亚比绍病人的血样里检测到HIV病毒,但与美国版本不同——HIV-1是全球瞩目的大瘟疫,HIV-2只是西非一种相对不太凶恶的地方病。


电子显微镜下的HIV-1


HIV-2的来源很快搞清了。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来自非洲烟熏白眉猴(与非洲绿猴毫无关系)的SIV,很像HIV-2和猕猴SIV。文章写道:“在过去的30-40年内,西非烟熏白眉猴或近亲物种的SIV成功感染人类,并进化成HIV-2。” 


但人们更关心HIV-1。1980年代后期,马丽娜·皮特斯的团队在加蓬测量了36只保护圈养的黑猩猩,发现黑猩猩也携带SIV病毒,且与HIV-1更相近。1989年的这篇论文暗示HIV-1可能来自猩猩。但论文影响力不大。因为全世界的圈养黑猩猩,一共只有三例发现SIV,不能排除是接触了猴子导致。


与此同时,臭名昭著的HIV-1被分析为三个家族,传遍全球的艾滋病,只是其中一个家族中的一个小支系。而HIV-2则被拆成9个家族。


以上12个家族的艾滋病毒的迥异意味着,HIV不止一次地从猿猴传给人。独立的兽传人事件,至少发生过12次。



问题是,既然这种感染如此容易,为什么只有一次造成了大瘟疫?1980年的HIV-1,又是何时出现在人体内?


1998年,洛克菲勒大学得到一管血样,来自1959年的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从中找到了HIV-1,而且是一种更古老的类型。不久后又有惊人发现:在1960年的同一城市取样的一份淋巴结样本,也发现了HIV-1,但跟1959年那份有不同。根据计算,两份样本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908年左右!


科学家必须去热带雨林里找源头了。2000年后一种新发明,可以从刚排出的猩猩尿液里监测病毒抗体。于是,科学家跟踪著名的坦桑尼亚贡贝黑猩猩种群(因为珍妮·古道尔的长期研究,这群黑猩猩对人不那么警戒),并确定野外黑猩猩身上有SIV抗体。随后,对喀麦隆东南部(紧挨刚果)的猩猩的调查表明,它们携带的SIV病毒与HIV-1关系更密切。


这对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内的雌性黑猩猩及初生猩猩,猩猩妈妈证实带有猿猴免疫力缺乏病毒SIV。图片来源:信息时报


尤其从一只编号LB7的猩猩上分离出来的病毒,与HIV-1如此相像,以至于当电脑显示结果时,科学家们感到震惊和欣喜:“这些结果不是编出来的,太过美好了!”


更多证据巩固了他们的发现:HIV-1的疫源,就在喀麦隆东南部的森林里。2006年7月,《科学》发表了这一结论。



尚未结束的溯源

尚未结束的歧视




1980年来,世界各地医疗档案里陆续发现了早期疑似病例,一些证实了,一些被否认了。比如1959年死去的一个英国人,症状很像艾滋病;他保留在石腊里的组织,1990年检测发现HIV-1阳性。但几年后复查,发现病毒基因过于现代,很可能是由于样本污染。


还有1990年代一本调查艾滋病源头的畅销书,认为1957-1960年,刚果大规模推广服用小儿麻痹症疫苗可能是瘟疫的源头,因为医生在疫苗培育中使用了黑猩猩的肾脏。但后来证明,1908年左右病毒就开始在人群中分化了。


这说明,即使证据看似充分,病毒溯源仍是一件容易出错的研究。


2012年HIV-AIDS世界地图。图片来源:WHO


近四十年的考证和排除后,科学家猜测,以下一种艾滋病起源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需要提醒的是,假想传播链条中还有很多空白):


SIV存在于猿猴体内已几百万年,涉及白鼻长尾猴、绿长尾猴、红冠白尾猴、尔氏长尾猴、太阳尾猴……还有黑猩猩。几百年前,某只捕食猴子的黑猩猩身上,混合了红冠白尾猴的SIV和大白鼻红尾猴的SIV——两种病毒重排出一种新病毒,比黑猩猩早已适应的SIV更致命,会让一些黑猩猩死掉,这就是HIV-1的前身。


人类艾滋病病毒的起源


一百几十年前,刚果河上游雨林里,猎人杀死了一只黑猩猩(这种肉类贸易迄今仍存在),在捕猎,或处理、搬运尸体时,人的伤口碰到了猩猩的血液。猎人将病毒传给了他的村落。彼时彼处,人的寿命不长,所以病毒没有大肆作祟。通过船运贸易,病毒传到了刚果河下游,在新兴城市利奥波德维尔繁盛和扩散,当地男女比例是10:1,有很多性工作者。病毒从这里传播到非洲各地。1920年代,欧洲人在刚果推广注射医疗;此后几十年,由于条件所限,欠缺消毒的针头加剧了传染(再次提醒,以上包含科学家的猜测)。


在刚果(金)的维龙加国家公园,人们抬起一只被杀害的山地大猩猩的尸体(2007年7月24日摄)图片来源:新华社


几十年来,HIV-1不断分化,最大的M组出现多个支系。其中一支,有幸(对于人类则是不幸)在1960年代跳到了海地。可能是因为1960年刚果独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了几千名海地人去刚果援助,很多人在当地结婚,后来返回海地。


根据1980年代的血样,553名海地贫民中有惊人高比例的HIV阳性。推算是1966年前后,某个HIV携带者在海地人中迅速传播了病毒,很可能是因为当地发达的卖血产业。病毒随着血液制品蔓延全球。有研究暗示,1966年就有一位美国少年通过同性性行为获取了艾滋病毒。更确切的证据表明,最晚在1969年,海地血液里的的艾滋病毒就感染了美国人。无论如何,洛杉矶病人在1980年走进迈克尔·戈特利布的诊所前,艾滋病已经在美国悄悄流行了十几年。


作为一次卷席全球的瘟疫,艾滋病的背后,是全球化时代的人口交流带来的风险。瘟神无孔不入,不分种族,没有国界,没有哪一个群体可以豁免。谣言和歧视,无助于战胜瘟疫,只有伤害病人。


据联合国2018年统计,已有2960-4080万人死于艾滋病,有3790万人携带艾滋病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指出,直到今天,对患者的羞辱和歧视仍存在于世界的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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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日报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网络


编辑:陈可轩

审核:王小龙

终审:冷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