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关于金融业讲话精神的延续和深化。”近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在接受《中国保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一个新鲜名词。2015年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就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
那么，为什么要明确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殷剑峰表示，金融体系的首要和根本性的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经济面临的问题决定了金融政策的导向。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目前的金融体系已经难以完成经济结构性转变提出的任务要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殷剑峰说，同时，金融改革离不开其他领域的改革，需要与养老保障体制、财政体制、政府职能等多领域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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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的六大变化
殷剑峰认为，当前的经济结构性转变体现在6个方面。
第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自2010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顶峰，并趋势性地下降，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占比迅速上升。与人口结构转变相伴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自2010年同样见顶，并开始趋势性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同时下降，首先意味着人口红利时期动员储蓄、推动大规模投资的任务已经完成。这种变化给金融体系本身带来了两个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居民存款占比不断下降，金融业负债端越来越短期化，越来越不稳定；第二个挑战是，随着投资率的下降，容易识别、回报稳定的资产业务越来越少。金融体系必须面临这对新的矛盾。
第二是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我国自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的产值就超过了第二产业，经济已经进入服务化的过程。不过，我国服务业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处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例如，201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只有52%，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全球平均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是59%和69%。金融业本身就是服务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金融业的高效发展是经济进入服务化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第三是经济需求结构的调整。从近些年三大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消费的贡献超过了投资和净出口，中国已经成为消费驱动型的经济体。但是，消费尤其是家庭部门消费占GDP的比重依然非常低。2016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中国只有39%，而在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是69%、56%和53%。就金融体系而言，促进消费有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提高居民的信贷可得性；其二, 提高居民的财产收入。过去几年金融行业主要着重于第一点，但是，过度借贷消费不可持续且蕴含风险。促进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增长要从提高居民财产收入入手。金融业需要为此发展资本市场，提供更多可投资产品。
第四是城乡与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还很低，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过去几年主要依靠土地财政的“城市化”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接下来如何为城市化进程提供有效服务，特别是处理好可能涉及的地方政府融资问题，是金融体系需要变革的另一大推动力。
第五是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转变都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需要从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模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模式。 推动科技进步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当前的金融体系在体制上存在歧视，比如，在信贷市场上，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份额占到信贷存量的一半以上。这些问题使得金融体系难以为技术进步服务，无法适应增长动力的切换。
第六是如何适应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在金融领域，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绝对主导、欧元及其他货币辅助的不稳定体系。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关键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将能够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稳定架构，也将为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带来巨大的铸币税收益。而人民币若要成为关键储备货币，在金融领域需要一个高度发达、富于流动性、开放的资本市场作为支撑。
优化金融结构 加快对外开放
事实上，金融业一直在服务实体经济，但正是由于经济结构出现了上述新的变化，使得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中，需要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水平。“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殷剑峰说。
如何优化金融结构？一个广泛共识是要发展资本市场。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很多体系性问题，特别是在基础制度、市场监管、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都需要改进。
而在殷剑峰看来，发展资本市场，首先需要改变过往资本市场为国企脱困解忧的职能，建立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发行、退出和交易机制。同时，需要改变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分割状况，实现统一互联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其中最需要的是打破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间的分割。
其次，国外的经验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依靠包括养老金、共同基金和寿险公司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不仅可以推动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张，而且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长期持有公司证券，降低市场的波动性。
优化结构之外，加快对外开放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殷剑峰表示，过去几年，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先后成立，A股先后被纳入MSCI和富时罗素指数。但是相对于商品贸易，我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相对滞后，所以，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在此过程中推动人民币成为关键储备货币。
此外，殷剑峰认为，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必须要管理好金融风险，其中的关键一环是“去杠杆”。2018年4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首先应该关注居民部门过去几年持续加杠杆的行为，特别是与房地产市场风险的联动。
在非金融企业方面，过去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中国杠杆率高在于企业，企业杠杆率高在于国企。但从2017年开始，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在快速攀升，风险逐渐暴露，应当妥善处理。在金融机构方面，要建立合理的准入、退出机制，扩大存款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在现阶段，还要处理好支持民营、小微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
对于政府部门去杠杆，应关注区域金融风险，完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一直以来，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很低，但地方政府杠杆率高，其中很重要因素是财政体制。事权下放，财权上升，导致了财政体制纵向不平衡。”殷剑峰说，因此，政府部门去杠杆应该与财政体制改革相结合。
最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管理好外部输入风险。
记者 张爽
编辑 韩业清